正在办理的案子中，涉案金额有的三四万，有的八九万，有的自己就是受害人，损失上千万，但是，司法机关都无一例外地要追究刑事责任。有因为自己买了课程学习后有效果，在朋友的请求下分享课程，获利只有几万元而被刑事立案的;有其他同类人员均未羁押，74岁高龄老人，因为投资人高强度的闹访而被羁押；还有因为出借的巨额投资款拿不回来，扭送对方去公安的路上，发生了肢体冲突，在没有任何身体损害的情况下，差点被刑事立案......然后，看到一个律所主任向最高法院法官行贿30万元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报道，心情有点起伏。该行贿案中，绍兴监委认为，行贿律师主动配合，金额较小，在追诉前能主动交代，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，决定不移送检察机关。如果是一般的行贿案件，可能大家的反应还没有那么强烈。行贿最高法院的法官，这是掌握社会公平公正最后底线的最高司法机关中的一员。对这样的行贿行为不予刑事处罚，这对司法的破坏，对公平正义的破坏，远非一般案件能比。不清楚案件的证据情况。对高度依赖口供的行受贿罪而言，司法机关整体上，把握的标准较低，只要供证一致，不太考虑证据体系的完整性，比如是否为了不正当利益而行贿，资金来源、去向，受贿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等证据，证据链是否足够充分等等，基本不太考虑。常常看到，只要是职务犯罪案件，网络就是一片欢呼。但是，慢慢的发现，职务犯罪案件喊冤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跟较低的证明标准不无关系。本文主要不是讨论行受贿类犯罪的定罪量刑，主要想探讨同类同判的司法公平问题。这个行贿案件，如果达到了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，就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如果不追究刑事责任，能作为类案，其他同类案件必须参照执行的话，不失为一件好事。但这个案子似乎承担不起这样的使命。因为今年，刑法修正案十二刚刚施行，一个重要的内容，就是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。喊了多年的行贿受贿一起打，终于落实到刑法里。人们判断，有别于往年主要打击受贿，今年一定会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。也因此，绍兴这个行贿案件的处理，就很不寻常。如果是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理由就不应该是“主动配合，金额较小，在追诉前能主动交代”。按照这个案子的处理方式，文章开头的那些小案子，涉案金额远远低于30万，也都积极配合，是否也应该同样不作犯罪处理？懵懂的小姑娘在主动退赔远超违法所得的情况下，是否应该给一个不起诉的决定？74岁的老人是否更不应该羁押？同案应该相同处理，不因人的身份、地位不同而不同——这是法律的基本要求。看到这个30万元行贿不予刑事处罚的行贿人，这个无罪看起来轻而易举。再想想手中的这些案子，忍不住叹口气：后面还有漫长艰辛的战斗，一场又一场，还不确定是否能拿到想要的结果。还有那些原本就是无罪的案件，因为种种原因被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，想拿到一个无罪的结果，不脱几层皮，根本不可能。更多的情况是，哪怕是脱个几层皮，也拿不到无罪，最后的结果，往往是人财两空。同案同判，也喊了很多年，何时才能落到实处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