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早已进入了轻罪时代，以北京市为例，2022年，北京市被判处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人数占比由2003年的68.1%上升至83.7%。

且不说帮信罪、危险驾驶罪，以及各种口袋罪是否应予废除，但看如此高比例的轻型犯罪案件，有无必要全部判刑？判决实刑之前是否有羁押必要？不羁押的风险和羁押带给涉案人员家属等带来的身心压力，以及经济经营上的损失之间，高羁押率和低重刑率之间，如何平衡和取舍？

能不捕不捕，能不诉的不诉，似乎提的少了。逮捕和起诉的比例也在悄无声息的上升。但是，轻罪时代的现状并没有发生改变。这对涉嫌刑事犯罪的当事人和家庭以及企业来说，是一个个具体的灾难，更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。

回到本文的主题：司法机关为何总喜欢把人关起来？除了方便办案之外，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原因？

01 司法效率高于嫌疑人的基本权利

律师们常说，刑事诉讼过程中，要重视保障嫌疑人/被告人的基本权利，这是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。但是，司法机关更看重的是司法效率，前者很少能进入刑事诉讼的视野。

羁押，方便调取定罪量刑需要的口供，逼供、诱供、指供、骗供层出不穷，如果不羁押，可能没有这么好拿下口供。

有些侦查人员还非常善于拿捏当事人想尽早回家的心理，常常用取保来诱惑当事人：只要按他们的说法认了，就可以早点回。否则，就一直羁押。取保有时候成了换取有罪供述的砝码。

在趋利司法的情况下，更是把羁押作为重要手段。毕竟破财消灾是人在困境中的“救命稻草”，经济金融类和职务犯罪案件中，尤为突出。

不管证据调取到何种程度，侦查人员先要求交钱，但他们甚至都不承诺拿钱换保。交上一个满意的数字，可能取保，也可能把“犯罪”事实做实。以为拿钱消灾，结果可能让自己陷入更深的罪行里——没有犯罪，为什么主动退赔？没有犯罪，哪来那么多钱？

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，检法人员为了确保当事人“随叫随到”，往往也没有取保的积极性。毕竟他们那么忙，能分给一个案子的时间很有限。如果取保期间发生意外，逃跑或者串供等，虽然所占比例较低，但还是羁押便捷，安全。

为了方便自己工作，为了提高司法效率，羁押成了最高效的选择。

可是，司法效率的价值一定高于嫌疑人/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吗？羁押带来的当事人工作、生活的巨大损失，尤其企业主们，把他们羁押，很可能意味着一个企业的破产。这样的悲剧，还需要更多吗？

02 不愿意承担任何可能的风险

虽然几乎每一个当事人被取保的时候，都承诺“随叫随到”。但实践中，确实有多次电话喊不来的情况。还有胆大的，不但不严格遵守取保候审的规定，甚至在取保期间串供、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又犯了新罪等情况。

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，做出取保决定的人就难受了。可能要检讨，说明决定取保的理由等等。既然这样，干嘛不羁押了之？

实务中，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被动羁押情况——“被害人”缠访闹访，逼迫司法机关羁押当事人。否则，就闹不罢休。为了息事宁人，维护一方稳定，缓解“被害人”的情绪，不少涉众型案件的当事人被长期羁押。

谁闹谁有理，谁闹支持谁，成了一个看起来可笑，却屡试不爽的招数。

即使司法人员主观上也不想羁押，但是考虑到取保可能带来的风险，还是在纠结中，选择“安全”羁押。

刑事诉讼是最需要讲究法律和公平的地方，如果过多考虑司法人员工作的安全性，而牺牲当事人的人身自由，显然弊大于利。

何去何从？

03 对司法人员没有基本的信任

司法人员中，相当比例科班出身，有理想有追求，司法理念并不落后。可是为什么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，躺平的越来越多，取保的越来越少？

因为体制对一线办案人员的不信任——既要他们拼命干活，又不相信他们能够守住职业底线，各种考核多如牛毛，心惊胆战中疲于应付。

既然绝大多数都是好的，为什么不能给他们适当松绑，让他们不要总是处于害怕被惩罚的状态里，如履薄冰。

只要是秉公执法，就给他们充分的信任，不然谁敢担当，谁敢取保，谁敢去推翻错误判决，谁又愿意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，来保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？

想要马儿跑的又快又好，就要敢于给优质草料——适当放权，充分信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