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事人利益最大化”观念已经深入骨髓，总是希望帮当事人全方位地争取到最大利益。

但是，如果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当事人和家属的诉求跟律师的想法不一致时，怎么办？

比如，在审查逮捕期间，家属的最大诉求是取保，但是如果经济上付出几乎不可承受的经济利益时，如何取舍？听从家属的，还是听律师的？

这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。

作为辩护人，我始终认为要在博弈的过程中，尽可能地把当事人利益最大化，包括经济上最少的损失和量刑上最大的优惠。所以，我常常说，侦查阶段的首要任务不是取保，而是做好笔录。这是最理性也是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。

但是，对有些当事人和家属来说，取保就是第一要务，笔录固然重要，但是自由和团聚比一切都重要。他们清醒地知道现实的残酷，不可能什么都得，那就牺牲经济上的利益，哪怕取保之后吃糠咽菜，都不要在看守所待。

这种情况下，律师怎么办？

我始终坚定地认为，首先做好笔录，然后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跟检方谈判。确实，往往能谈到一个不错的结果。但是，相对于律师的期待来说，还可以争取。但是当事人，尤其是家属，不愿意谈了。钱不够？去借。借不来？刷信用卡。只要人能出来，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。

说实话，听到这样的话，感觉非常复杂。一方面为他们的无奈和慌张深感难过，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的艰难选择痛心，同时还为当前的司法感到心寒。

对明明不需要羁押的案子，仅仅因为缠访闹访而羁押，本来就是司法的不公，再用公权力逼着家属借贷退赔，是不是有助纣为虐的嫌疑？

但是，面对无助的当事人和家属，面对他们取保的强烈诉求，作为律师能不能代替他们做决定？

我突然明白，当事人利益最大化，不能仅仅从律师的角度来理解，还要从当事人和家属的角度来理解。

在他们100%的信任下，作为律师，我们要做的是，在保证他们最大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，以律师的专业能力为他们争取经济上的最大利益。不让他们因为冲动或者过度焦虑而丧失太多原本可以不丧失的利益。

我想，这可能才是当事人所需要的利益最大化。

今天在跟检察官沟通的过程中，一方面谈案件本身的问题，另一方面谈案外因素，之后，我也谈到了法律人的价值追求。法律人，尤其是公检法的决定，对社会公众是重要的指引。

如果司法机关迫于缠访闹访，就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，是不是在向社会传递一种信息——公检法害怕无理取闹，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在鼓励大家都去“闹”？如果是这样，当事人和家属一方也出来闹，怎么办？

任何一个决定，都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作为法律人，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工作的方便，还要考虑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对社会带来的价值导向。

哪怕是站在个人工作安全的角度，也应该多考虑一点。如果向不公正的行为妥协，带来更多麻烦和问题的时候，怎么办？

终究，我们要走向公平公正，如果在岗位上能够为一个案件、一个当事人、一个社区指引一条公正的路，我们的担当就有巨大价值。

慢慢的，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的社会就会因为多数人的正确坚持而越来越公正，越来越光明。这惠及的不仅仅是个案，而是整个社会，同样也会惠及到我们自身。

公正和美好，不在躺平里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坚持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