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同行介绍一个案子，案件本身并不复杂，但是辩护效果不好，希望二审的时候，我能介入。案情是这样的。2018/19年，当地两家公司，因为争夺市场发生争执，甲方的员工就到乙方公司说理，群情激昂中，就有人先动手了。乙方就报警，持续上访。警方以寻衅滋事立案，第一次，先判了甲方的副总经理，实刑。乙方不满意，继续上访信访。又判了一批员工，实刑。乙方仍不满，继续上访信访。又判了一批，实刑。乙方还是不满，继续上访信访。第四次，对总经理立案，并且一审又判了实刑。目前，总经理案一审刚结束，准备上诉。听下来，并不复杂。可是，为什么历经五六年，分四批，延至今日，还在处理这个案子？如果总经理的判决生效后，乙方还是不满意，继续上访信访，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会怎么办？继续抓人？继续判？同行讲了一个细节，在第一次立案，公安找的证人都没有提到总经理在场（没有看卷宗，需要进一步核实细节），但是第四次对总经理立案后，再找前期的证人做笔录，他们就都证实，总经理当时在场，并组织指挥甲方人员对乙方进行打砸等。而甲方人员的证言均证实，总经理当时不在现场。总经理本人供述，他仅在现场20来分钟，安抚大家不要动手，要妥善解决问题等等，且在安抚好众人情绪，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时，先行离开。
目前，没有视频资料等证实当时的情况。这成了一个全靠口供定案的案子。且不说证人5年前后的证言自相矛盾，单单从证据采信的角度，无论是证言的真实性还是稳定性，以及记忆的特性，证人与被告人之间控告与被控告的关系等等，事故发生时的笔录都优于5年后的笔录。但是，侦查机关找这些人做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，被作为认定总经理有罪的重要证据。对这样的证言，这种情况下获取的证据，这样的证据采信方式，作为当事人和家属，尤其是辩护人，该怎么应对？回到案件本身，有经验的人，一看就知道，这是一起案外因素干扰而不得不进入刑事诉讼的一个特殊案件，如果还是采用常规打法，是很难取得效果的，尤其在连续4个案件都判了实刑的情况下，还只是单纯地做庭上的法律辩护，效果可想而知。最高法一直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，坚持“如我在诉”，可是，为什么一直倡导，一直效果不大？根源原因在于，他们没有“被诉”，不可能换位被告人角度思考问题。有且仅有他们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的时候，才可能理解被冤人员，才可能不因手握权力而任性。试问：那么多平反的冤假错案，有多少承办人被追责的？针对这样的案件，公检法在办案中，过于“超脱”——不管判多长时间，只不过一个案件，与他们无关，完成任务就ok。至于是否冤枉一个人、一个企业，并不过多考虑。相反，如果拿不到有罪供述，定不了罪，完不成任务，反而麻烦。是给自己添麻烦，还是顺利完成任务？如果站在公检法的角度，相互配合，听话，照做，给甲方一个又一个实刑，是最省力最便捷的解决方式。但是，对于被告人来说，就天上地下了。原本无罪，变成要坐牢。这对一个人、一个家庭，一个企业，尤其甲公司这样的企业，如果一直被上访，折腾散架是早晚的事儿。所以，对甲总经理和甲公司来说，该怎么办？第一，想方设法弄清楚案件的来龙去脉，尤其有利和不利证据，综合平衡，寻找有效的无罪辩点，做好庭上辩护。第二，要求当事人和家属充分配合，收集证据，并对违法办案的公检法人员进行控告。第三，根据案件进展，机动调整辩护策略，打组合拳。这个案件中，单纯地庭上辩护，二审基本没有改判的可能。只有当事人、家属、律师等充分配合，才可能推动案件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有一种说法，非常清新脱俗——希望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，希望公检法和律师们都严格司法，社会清明……这大概是每个人的梦想。既然希望，那就去奋斗。如果啥都不做，坐在路边，喝着咖啡，看着来来往往地人，自言自语地说：我要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......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想要的一切美好，都要靠自己去争取，何况是涉及人的基本权利的重大问题。希望得到什么，就去为什么而奋斗。没有谁欠谁一个公正清明的世界。于我而言，深感个体在宏大叙事上的无能为力，对于小小的个体，我能做的，就是专注于自己的小案子，把一个一个案子做好，救一个一个当事人，就足够了。